文/陈晓阳

源美术馆最初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美术馆机构,如果从实践发展的起点回望,可以将其视为以开放的美术馆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以“美术馆”为名,是因为几位发起人在艺术方面的专业背景和资源,加上“美术馆”通常对于偏远乡村社区来说是原本不存在的外来物,可以在文化再造实验中显得更加“无害”并具有能动性。又因为从项目之初,几位人类学背景的参与者在团队中,希望以参与式发展的方式展开实践,所以从讨论项目框架、筹款、策划驻地方案、组织在地展览、传播、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都由多方专业背景的人从不同角度讨论、协商及参与,而没有拥有绝对权威的人可以决定争议。在这个参与式项目中,除了学者、艺术家、公益人士和各类型专家,社区里村民从开始也是主角之一,“他们”和“我们”一起在进行这个很不容易的任务——没有依赖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是以众人的微薄之力建设这座坐落于田野中的美术馆,除了项目核心的十余位参与者,出资的“甲方”捐赠人则多达三千余人。

 

“见龙在田”第一届驻地计划展览海报 2016

 

在三年的实践以后,源美术馆已组织了两次成效显著的驻地创作,并开始规划未来与社区有关联的展览,也有作品长期在社区中延续,还开始整理研究当地的民间文化与手工艺,为村民开设手工艺课程,隐约已有了一个美术馆机构的雏形。正值近年新博物馆(美术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社区与美术馆的关系愈发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美术馆方总在讨论如何让观众不再是艺术品面前被动的被教育者,而可以参与到艺术的生产机制中来;也讨论美术馆的存在可以如何影响社区,如何参与到社区或社群的改变与更新中。这就让参与式博物馆(美术馆)的概念浮现出来,而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正是“社区”(community),这篇短文也希望以这个视角来重新观察源美术馆的社区实践与未来作为机构的发展可能。

 

01

等——“获邀”的陌生人

这个项目的由来,与我们几位主要参与者的社会参与式艺术实践与研究有一定关系。在过去十来年,我曾与广州本地的志愿者组织、教学机构和博物馆合作,先后在广州地区发起过几个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2008年时,我参与发起的草根志愿者组织“蓝田计划”,以广州的城中村社区为工作地点,和很多不同行业及专业的文化爱好者一起,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对城中村和远郊乡村的传统民俗和遗存的文化资源进行记录和梳理,去了解华南大历史之外的“小传统”【3】,并邀请年轻艺术家针对当地居民为主要观众在现场做了在地展览,当展览被公共媒体广泛报道和各界肯定后,在广州南部的大规模地产开发过程中,竟然奇迹般地让四座原本要被拆迁移动的明清祠堂原址保留,这让我意识到了参与式工作的张力及可能性。2012年,这种实践方法又被邀请进入美术学院的教学系统,名为“在地实验”的课程成为实验雕塑工作室本科高年级的必修课,实验地点选在大学城附近的保留村南亭,通过引导学生们反思身边的社会现场,与社区进行多年合作、交流与创作,与当地村民建立了长期协作的友谊和互助关系,用研究与创作记录下一个八百多年的历史乡村如何在十年间迅速城市化的过程。2016年时,我们还接受过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委托,帮助该馆解决一直以来与本地社区缺少交流犹如文化飞地的问题。这些参与式创作方法从对社区的调研梳理中生成作品并带回博物馆展览,因为素材的亲切感和从未有过的视角,居民们为观看自己的社区,自然而然地就进入了博物馆,博物馆与社区之间也终于破冰。

另一位发起人艺术家银坎保曾经参加过蓝田计划当年的在地展览活动,之后他又于2013年独立发起了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社会参与式项目“水泥锥认领行动”,因为当时的社会事件,城市管理方为了驱逐流浪汉而在高架桥底安置水泥锥,让他产生了恻隐之心与反思,就在一百多个水泥锥被废弃后将其收集回来,在艺术展上以拍卖的形式邀请大家参与,用换回的资金买了十个睡袋再送到无家可归者手中,来讨论生存权利的问题。

虽然这些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非常有活力,但是志愿者项目、艺术项目和教育项目因为时效性,大多还是局限于短期展览和媒体传播,虽然可以在社区或社群中发现有针对性的具体问题,创造短期公共议题讨论并发酵传播,但很难进行落地的持续行动,而所谓参与式工作的真正显形,还需要落地社区的长期实践。终于在2016年,遇到了广东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广州从化乐明村的邀请,在充分了解到社区特点和需求的情况后和村民代表见了面,我们给他们看了之前所做的项目,也给他们看了日本台湾的社区营造、大地艺术节等项目资料,代表们表示虽然不太懂艺术是什么,但也觉得挺好看,而且有人愿意帮助乡村发展,觉得没什么不好就说当然希望项目可以落地在乐明。最终经过讨论,决定邀请相关的艺术家、策展人、研究者、建筑师、工程师们一起开始尝试,开展这个希望能重新植根乡村社区内部的参与式公益艺术项目。

 

 乐明村 2016年

 

乐明村自发组织的“垃圾不落地”活动已成为社区日常

 

在项目发起之初,我们团队中还有两位重要的参与观察者。艺术史学者樊林希望通过比对澳洲Waringgarri艺术中心及其土著艺术家的实践,来观察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艺术的功能及能动性如何展开,并与过往的艺术生产机制上的异同;人类学博士夏循祥则以研究香港利东街社区重建的经验,来观察凋敝的内地乡村社区,如何通过公益组织和参与式艺术行动再造社区内生力量的可能。

我们很清楚,很多乡村社区最需要的并不是艺术,虽然很多与艺术和乡村有关联的项目都让参与者见识到中国社会现场光怪陆离又奇幻现实的一面,但在文化震撼之余,就会看到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在造成不可逆转的局面,对于这些状况,艺术的作用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尤其是从参与的层面来考量当地人,有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村里人的梦想没有我们那么复杂,他们不会描述乌托邦的理想,他们的梦想就是希望和城市人一样可以有收入更好的工作机会,让自己的家人从温饱到小康,获得合理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让老人和孩子都有更好的照顾及未来的发展,此外,还可以拥有一点自由。所以,我们还是踏实下来思考,乡村作为一个原生态社区面对未来还可以如何去想象,因为谁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回到过去的“田园牧歌”中,并且那也并不是本地人和参与者的愿望,城市与现代生活方式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我们身处的每日现实,城市中人的独立和自由的特性同样可以分享给现代及未来乡村。所以,我们即使在山野中也需要细致辨别的是,城市的现代生活到底有哪些方面是对未来乡村有启发和帮助的?“他们”与“我们”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在现有的条件和资源状况下,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让有建设性的影响和互动发生?

 

他们”与“我们” 2016

 

 

02

 发现即创造

因此在2016年末,源美术馆项目决定开启第一期驻地计划,邀请几位年轻艺术家和我们一起通过驻地创作来了解乐明。在这个微观的社区中,艺术家们可以用各自不同的生命和知识经验去体会去感知一些具体的问题。

艺术家李响和玛丽驻村大半个个月下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有趣而荒诞的事实,就是村中所有人家都只看一个电视台,只看同一出电视剧,因为这里没有有线电视,网络电视操作复杂,大多数人不会;又发现村里也只有一个小卖部,里面卖着一些山寨厂商生产的日用品,质量不好且没有更多选择,想买更好的物品需要去到镇上和市区。他们理解到这里的生活更加日常而绵延,乡下人惜物,物与人的关系也更长久,也许可以代入一些不一样的物件,让乡村生活的“扁平化”被点亮或被轻轻地碰撞一下。最终这两位艺术家选择回广州买了一些宜家的产品带上山,设计了一个叫做“牛屎粪墟”的活动,邀请村民用家里不用的或多余的物件来交换。开始时,村里的老奶奶们被孩子牵着来看,有点好奇,但并不好意思来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家的东西不值钱,这让艺术家大为惊讶乡村的价值观如此质朴,最后僵局由一个功课很好的小学生打破,这个女孩子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用自己的三好学生奖状换一个小书架,这样她晚上做作业就不用再伸着脖子看课本了。之后在展览开幕式上,村民们开心地从牛屎粪墟里以物换物,各种宜家的便宜又好用的家庭用品就被来反复看了许多次的婆婆大叔带回家。看着他冬至时节扛着圣诞树拿着北欧果盘落地灯从番薯田间走回家的背影,会感受到一种和在城市里的白盒子美术馆完全不同的力量感。

 

 田垄上的圣诞树  李响玛丽《牛屎粪墟》2016

 

半年后有报社记者上山去看看源美术馆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参与我们活动的年轻村民说:“以物易物我们家换了高脚杯回来,虽然现在用不上,但能让我的家人有更多的见识,以后我们就算离开农村也不会不习惯。”他们的理解很现实甚至超出艺术家的预计,他们并不会因此而不离开,但他们也知道对外界有认知会有帮助。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对乡村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们的理解力,因为缺乏对乡村中人的“常识”,让我们忽视了被污名化的“小农意识(智慧)”,村民是非常有主观能动性的人,在外物进入生活时,他们有很强的再阐释能力,也非常善于编织关于当下和未来的现实与想象。

 

玲姐家灶台上的落地灯  李响玛丽《牛屎粪墟》 摄影:陈忧子 2017

 

 

03

   让度——谁的“美”

2016年驻地时,银坎保和另一位艺术家游其,看到乐明的稻田里由政府资助修建好但没有粉刷的清水风雨亭廊柱粗糙,但是却像画框一样将山谷和稻田定格为瞬息万变的画面,有非常迷人的剧场感。他们希望在风雨亭原有的基础上用竹子进行包扎和装饰,让景观本身成为作品,甚至在二层搭建一个观看星星的装置,用于欣赏山上才有的清澈天空。计划得到参与绿芽活动的村民小组成员的支持,他们一起上山砍竹子,一起研究绑扎的方法,大叔们在砍竹子时也开始互相忍俊不禁地调侃自己“在做艺术”。但是装置在制作进行到一半时,村里另一个社的成员就不同意了,他们并不觉得包扎美化以后有什么不好看,但是因为和艺术家合作的村民与他们不是一个社的,而风雨亭属于共有物产,所以他们觉得不应该由另一半人代表他们决定整个事情。村民开会讨论最后投票这个事情的那个夜晚,让所有参与者都见识了乡村中的原生态民主制度原来比城市里更好,城市里的居民怎么可能有机会参与决定自己所居住街区的公共景观呢?

最后,艺术家们决定暂停进行了一半的这个作品,让现场停留在意见争执的状态,未完工的建筑装置就像一座纪念碑,提示着这个“谁的风景”的问题,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探索“公共的可能性”。

 

 谁的风景?银坎保、游其《“叒”之风雨亭改造项目》2016  

 

 

04

传统的再“发明”

2016年第一次驻地期间,我们与策展人樊林一起在村里行走,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角柜。角柜并不是普通农村家庭必须的家具,角柜上丰富的色彩和精巧的装饰部件以及当地人四十年前对角落空间的关照,震撼了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普通乡村日常生活的想象,于是开始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后来通过田野调研追溯了角柜的由来,了解到在传统乡村中,原木手工家具从木材原料到加工制作到最终废弃都保持着生态循环的属性,决定用当代艺术作品的形式要将这个源流述说出来,也希望用现代木工艺术将其复刻出来,并通过参与式设计的方式,邀请过程中和我们一样对这个角柜有感受的爱好者参与再创造出新的不同配色。这个乐明村鸡窝里发现的角柜后来登堂入室,被策展人刘庆元以“另一种设计”的观察视角邀请到省城的广东美术馆和深圳华美术馆展出,并继续接受感兴趣的收藏者参与进来继续创作其他设计。之后,村民们每当发现有废弃的好看的木家具,就不再当柴火烧掉,而是来问源美术馆要不要,这样我们也就开始筹划未来在源美术馆也许可以举办一个流溪河山区原生手工家具展,让外界了解传统乡村朴素优雅的侧面。

 

陈晓阳 银坎保主持的角柜计划在广东美术馆 2017

 

角柜计划在华美术馆参加“另一种设计”展  2018

 

而另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声音艺术(山歌)比视觉艺术(手工艺)的传统更容易恢复。2018年第二次驻地计划展开后,艺术家组合“西三歌队”被当时发现的乐明山歌吸引,上山来与已经封嗓二十多年的本地“歌王”彻夜倾谈,了解山歌的腔调及歌词中讲述的山村生活,听“歌王”“歌后”们讲当年通过山歌谈情说爱、排解忧愁的情境。而后在驻地展开幕时,在源美术馆还没有墙的山谷地坪上,中断了二十多年的乐明山歌在西三歌队和村民的应和中再次响起。更令我们惊讶的是,随后的年节庆祝时,村子里迅速恢复了山歌风俗,就像从没中断过一样。这是因为音乐更具有娱乐性,没有技术壁垒,还因为音乐与情绪和记忆的关系更密切,这些发现和讨论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展开都讲非常有趣。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见证到所谓中断的传统可能并没有完全丧失活力,通过艺术创造合适的场域,还可以将这些休眠的文化唤醒,重新回到社区中。

 

西三歌队在第二届驻地艺术展开幕上与“歌王”对唱  2018

 

一篇短文,很难将过去三年的磕磕碰碰和参与的困境都说清楚。很多理想化的计划在进入社区现场后,会有各种迷惑和阻力印面而来,可能来自于群体的文化共性和认知,也经常来自与不同个体间的生命经验差异,需要大量的对话、协商与妥协。不过,从源美术馆项目推进过程的遭遇中,还是有几点可以共享:首先,要对所面对社区的生态类型和社区历史有较深入的梳理,包括来自文献和田野现场的信息,要对社区人群有基本的分类和认知定位,在参与过程中主动面对“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其次,要谨慎选择时间节点进入社区,这个判断来自前叙的研究和梳理,包括与当地居民印证文献或传闻中的某些特殊问题,这非常考验策划者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和判断,是否做好完足准备,时间点过早过晚都会导致当地人对参与目标的误解和冷漠;同时,还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握艺术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平衡问题,如何在公共议题讨论后结为意见共同体,如何在参与过程中创造共有价值,如何共同管理,这些反思都成为后来源美术馆推进后续工作的重要参考,例如木工房改造和新的空间建设,以及以村民代表大会形式让村民代表的意见参与进来,提供在地经验。当然对于一个社会参与式艺术项目而言,源美术馆的实践并不长,很多参与的成果在社区中未来可能还会发酵或者发芽,都很值得“我们”与“他们”一起继续观察并继续实践。

 

源美术馆新空间建设中 2019

 

作者介绍

陈晓阳,视觉人类学博士,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副馆长,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源美术馆联合发起人

 

文章来源:新美术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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