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绿芽基金会性教育项目官员张新宇在深度与激情—华南地区性教育青年工作者交流会上的演讲,演讲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此为第一部分。
一、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
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是一个很年轻的基金会,成立于2013年。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村的妇女儿童。主要的工作手法之一就是在乡村建立基地,赋权当地妇女,帮助她们设计一些创意产品、经营乡村客栈等,提高她们的经济收入,同时保护当地的生态和文化。此外,绿芽的另一个主要工作领域是农村儿童性教育,包括教材教具的开发和小额资助。目前,我们的开发的教材教具包括一套儿童性教育手册、一套挂图、正在制作的一套六节的儿童性教育视频,还有六节线上公开课。2016年,绿芽在广州资助了4家服务流动儿童的社区机构,和3所流动子弟学校。我们向社区工作者和学校老师提供培训,提供儿童性教育活动经费,让他们去向本社区、本学校的孩子提供性教育服务。
二、农村儿童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比想象的还高
农村儿童分为留守和流动这两种状态。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是很高的。
2016年,我们走访了广州市内的20多个流动人口社区。每一个社区都发生过流动儿童遭受性侵的事件。在农村地区也是一样,几乎每个村子都会有老乡告诉我们,这个村子曾经有孩子被性侵过。
中国公安大学的荣维毅老师曾经分享过一个「犯罪黑数」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实际发生的性侵案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够得到曝光。我们看到的这些儿童性侵犯案件,其实只是小小的冰山一角。
以前,我也觉得儿童性侵犯离我的生活很远。但是事实上,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广州有一个流动人口社区,距离广州塔不远,当地的小女孩经常投诉说,自己被人跟踪、尾随,或者遭遇暴露狂。在那个社区的小广场上,曾多次发生过有人向孩子们展示黄色书籍、甚至脱掉衣服对着孩子们自慰的事件。而这个社区的硬件条件也非常不容乐观,有很多狭窄黑暗的巷子,这些安全死角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风险。在农村,我接触过的被性侵的孩子,年纪最小的一个当时只有四岁半。她是在自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个本村的年轻人抱走,进行了一些猥亵行为。
农村儿童遭受性侵犯的可能性很高。但是他们一旦遭受伤害,很难获得应有的帮助。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很多监护人对儿童性侵犯缺乏警惕意识。新闻媒体曾经报道过一个这样的事件:在安徽某地,一个小姑娘被自己的老师性侵了,小姑娘回家对奶奶说:“我们老师的鸡鸡很大。”听到这样的话,奶奶的第一反应不是警惕,而是很生气,认为这个小姑娘说了一些粗俗的话。像这个奶奶这样的反应,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很多遭受性侵的孩子,当他们和监护人的交谈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甚至是很隐晦地向监护人求助的时候,监护人并没有意识到,孩子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除了监护人缺乏警惕意识之外。还有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孩子在遭受性侵之后,受到了侵犯者的威胁,侵犯者不允许他们把这件事说出去,孩子在巨大的恐惧之下只能选择沉默。
此外,很多监护人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时候,哪怕明知道自己的孩子遭受了侵犯,但是仍然不愿意去追究侵犯者的责任,他们选择沉默、甚至单方面责备自己的孩子没有做好自我保护。监护人为什么会选择沉默,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害怕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众之后,会引来流言蜚语、给家庭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哪怕监护人铁了心要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事件也未必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现在很多人在呼吁加大打击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力度,或者将男孩遭性侵的条款写入法律。我们当然应该努力完善法律,但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执法者本身要具有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执法者的观念是用足现有法律的前提」,只有改善执法者的意识,才能保证这个体系的顺利运转。在做工作的时候,这些需要被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
文:张新宇
编辑:何红玲